影像中的法律问题 二
影像中的法律问题
二
📌
作者|李耀辉
从影片《西游·降魔篇》看中国刑事司法
为辩护人辩护 ——一个辩护人眼中的《辩护人》
电影《无人区》中的刑事辩护几个问题
在《小爸爸》争夺抚养权一案中追问美国陪审团制度
警察犯法是为了执法？ ——观影片《三人行》有感影像司法 |看影片《烈日灼心》读懂“法律”是什么？
观影《我不是潘金莲》后讲述一则故事
影像中的法律问题 一
法律与电影的水乳交融
坐了十个小时火车，居然还要坐三个小时的马车，我在谈论时间成本……你这个事其实难度挺大——《无人区》
李律师评：律师收费一般考虑律师的社会影响力、知名度、时间、地区、案件复杂、难易程度、付出的智力成果、风险等因素，在潘律师会见贩隼老大时，抱怨在路上浪费过多时间，提及到时间成本，表示案件难度与尾款挂钩，案件难易程度也是律师收费的一个参照标准。
律师：这些信息足够了，如果我把这些告诉法官，你就等着完蛋吧。委托人：你来不是要为我辩护吗？——《看不见的客人》
李律师评：律师不仅是委托人利益的维护者，同时也是知悉委托人信息的保护者。《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对委托人的信息保密的权利，因为委托人对律师的信任构成了律师制度存在的根基，否则律师制度将被日益瓦解。
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得到证据，就是利用你的恐惧。影片涉及到讯\询问未成年嫌疑人、证人的问题——《误杀》
李律师评：我国刑诉法对于未成年被讯\询问由可以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修改为应当到场，更好保障未年成人的诉讼权利。未成年人面对审讯产生心理应激反应比成年人要强烈，可以减轻未成年人的恐惧心理，法定代理人在场可以形成对办案人员的有效监督，而且刑诉法赋予了法定代理人补充陈述的权利。
如果我们全家都说的一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可疑，尤其是牵扯像时间这种数字的东西——《误杀》
李律师评：李维杰利用电影中学的一系列反侦查手法，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据，可谓严丝合缝。为了增强供述的真实性，李维杰一家亲历一些事件，不用试图编造没有发生的事，外加情境演练，仅是了偷换时间，还运用了一致性悖论原理避免警方猜疑，例如在容易记忆出错的时间方面，避免说的一致，而让证人说的一致，这样的一致性通常被认为是可靠的。
这次审判，检方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跟这把刀有任何联系，不能暗示这把刀属于他。——《恶人传》
李律师评：影片中，检察官呈现在法庭上的到作为指控被告人犯杀人罪重要的物证，但被辩护人提出了质疑。证据法有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实物鉴真规则，对于一把刀，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把刀就是被告人使用杀人的那把刀。在法庭上，鉴真规则实际要解决的不仅是这把刀来源要可靠，而且收集提取、保管、移送到法庭上的这把刀与被告人使用的刀具有同一性。
如果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死刑，那是谋杀。——《恶人传》
李律师评：影片被告人在法庭上质问死刑的非正义性和死刑证明标准值得所有法律的创造者和执行者思考。人道主义不允许通过残酷的死刑追求刑罚的效果，否则是不正当的，从刑罚报应与功利主义看，死刑在一定程度遏制犯罪，它是其它刑罚所难以企及的，但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我对万能的上帝发誓，我提出的证据应当是真相，真相，只有真相。——《恶人传》
李律师评：影片中证人虽然没有手捧《圣经》，但他宣读的誓词内容与英美法系誓词几乎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是提请上帝注意，如果证人说谎必遭天谴。我国没有证人宣誓制度，而是签写如实作证的《保证书》。这种形式用于唤醒证人良心深处负有必须如是作证的义务感。
他是其他案件的嫌疑人，并不影响他出庭作证。——《恶人传》
李律师评：影片这段对话，涉及到证人作证资格的问题。辩护人提出的证人是被通缉的黑帮头目，这并不能取消证人作证资格，美国法中最多作为弹劾证言可信度的方法。检察官提出证人是其他案件嫌疑人，并不影响其作证，任何人均有作证的资格是证据法的一个通则。我认为黑帮头目应是被害人，这么看辩护人提出的针对被害人的品格，以此排除他的证据。
要么他犯得重罪，要么犯得轻罪，具体哪个罪不清楚时，正确做法是疑罪惟轻。——《决胜法庭》
李律师评：剧中辩护人所称的疑罪从无，与检察官所称的疑罪惟轻的概念和适用情形完全不同。剧中的案例，弟弟因盗窃未遂（数额较小）已经被作出不起诉处理，哥哥被指控抢劫罪（盗窃转化），因证据不足定罪存疑，没有重罪与轻罪可诉，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认定被告人无罪。
END